回归本真
——记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原院长侯宝荣
阳光充足的八月，按照约定到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老院长侯宝荣家里采访。“水泥人生”栏目写了七年，侯宝荣的缺位似成缺憾，虽然疫情期间出行不便，但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弥补这个空白。
比阳光更充足的是疫情，快三年了，走到哪里都是为“情”所困的路人，攥着存有健康码的手机，戴着口罩，匆匆而行，这已成为疫情窘境下的标配。
“我们就是随便聊聊天”，刚一落座，侯宝荣就开宗明义，他是一个不愿受约束的人，不适应拿着采访提纲，一问一答的拘谨方式，这正是采访者所希望的。理想的采访状态是受访者海阔天空，泛泛而谈，在完全松弛的氛围下，更容易显现其生活的闪光点，工作的突出点，思维的灵感点。
谈话从87年前，侯宝荣出生的1935年谈起。
87年，说遥远也并不遥远，但在光影斑驳的恍惚间，仍产生一种穿越的幻觉。
（一）
1935年的上海，刚刚经历了1932年1月28日的第一次淞沪会战，而距离1937年8月13日的第二次淞沪会战还有两年，正好形成了中日之战的空窗期。侯宝荣就出生在这个时候。
国人上溯三代几乎都是农民，而侯宝荣的祖父，却没有成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员，靠经营祖传土地逐渐做了房地产商；父亲同样也没有“子承父业”，当了银行职员。
待侯宝荣长大了，记事了，那段空窗期早已过去，苦难的上海在日寇的铁蹄下被蹂躏，被残踏。
孩童时期最深刻的记忆是，从苏州河桥南英租界的姑妈家回到桥北日租界的父母家，中国人过桥都要给持枪的日本兵鞠躬行礼。
童年的基调应该是明亮的，侯宝荣澄澈的明眸却蒙上了屈辱的荫翳。
小学四年级时，日本投降了，满城的鞭炮声震耳欲聋。那是胜利情绪的宣泄，那是向全世界发出“中国不死”的誓言。
从屈辱的鞠躬到胜利的鞭炮，这是贯穿侯宝荣童年记忆的始点和终点。
1952年，侯宝荣考上了刚刚从南京大学调整出来的南京工学院。
从1952年到1956年，四年的大学生活是侯宝荣过得最为惬意、平稳的一段时光，满满的幸福感。
国家给了这些天之骄子最高的礼遇：吃饭、住宿、课本乃至学习工具一律免费。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这个带有强烈时代感的教育领域的口号，表达了当时南工的主流气质和情绪共鸣。严肃认真的政治学习，每周雷打不动的若干小时的体育课，每个晚上图书馆依依不舍的灯光，铺就出勃发向上的莘莘学子的心路历程。
当此时，国家和人民都在艰难跋涉中，这种艰难经常在侯宝荣眼前具象为一个个背影：在田里辛苦劳作的农民的背影；大街上奔跑的人力车夫的背影……。国家很穷，人民很穷，党的温暖却首先照耀在大学生的身上，他既感到幸运，又感到隐隐的不安。这种不安，只有在课堂、在书本里才能得到些许平复；这种不安，已然化为他努力学习的动力，尽快地学业有成，用专业知识报效人民和国家，唯如此，他才会心安。
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学校也尽可能地为他们创建了各种实践机会。第一年的实习，是参观水泥厂和化工厂，一个月的走马观花，十几个工厂尽收眼底。从认识论的视角看，这是从书本到实践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年，在江南水泥厂实习一个月。给他印象深刻的是，水泥厂还列入保密级别，每个人的笔记本走时要交保卫人员审查。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可笑，在当时确是诞生不久的共和国仅有的一点家底，不敢有丝毫纰漏。
第三年，他和七八个同学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广州水泥厂实习。
四年寒窗，他既学到了书本知识，也学到了书本之外的知识。他这样评价他们这一代：”五十年代工作的人，一般而言，工作上踏实苦干一辈子，生活上吃苦耐劳，很少有乱七八糟的事。”
作为新中国水泥专业的毕业生，他被分到了北京水泥工业设计院，他将在这里描绘全新的生命轨迹。
（二）
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了，树欲静而风不止，从1957年开始，疾风扫落叶扫到每一个角落，侯宝荣刚刚有所平复的心情又掀起了波澜。时代的精神，如水如风，他浸润其中留下一段沉默的过往。他用自己的经历丈量着千年的历史，在现实的骇浪中回归自我，做出泾渭分明的判断。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对于百姓而言，他们所怀念的，不过是一块安静的土地。
自1957年起，每年劳动一个月列入日程。1958年，侯宝荣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挑沙子，筑坝，修路，一天要劳动十余个小时。也曾当过农民，1959年去南口种菜，最多时一天挑80多担水到半山腰，年轻力壮，不惜力气，也不怕出力气。劳动锻炼了身体，也磨炼了意志。
政治学习，最大的收获是“矛盾论”和“实践论”对他的启迪。他认识到，一切真知来源于实践，从实践出发去认识、分析问题，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中制订解决问题的方法，去付诸再实践。 “两论”的学习使他终生受益。他在具象的事例和抽象的概念之间建立联系，帮助他一步步向上而行。
表面看哲学是个名词，但实际是个动词，它可以扩展视野，打开固有的思维模式，提供各种思考的可能性。
当用哲学思考成为习惯，哲学就成了生活。
披满风尘的小高炉，每月29斤的粮食定量，频繁的义务劳动，几无歇止的政治学习，打破了既定的生活秩序和工作方式，还有多少时间绘图搞设计？还如何散发自己的光与热？
这样的追问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重复，却找不到答案。
从水库工地回来的第二天，侯宝荣就奉命去外地出差。中途饿意袭来，冷汗迭出，走进一家商店，却遍寻不到任何食品，只有冰块上躺着的几瓶啤酒，饥馑时期的来临已初见端倪。他不嗜酒，但“啤酒是液体面包”的说法还是让他心存侥幸：“兴许能顶点事。”谁知一瓶冰酒下肚，胃却受不了了。喝一瓶酒，走百里路，路上的行走加重了胃的疼痛，胃的疼痛又迫使他加快了行走，他生怕病倒完成不了下厂的任务。
去牡丹江一家小水泥厂出差是他难忘的一段经历。那时，他已经算是原料室“半个老人”了，配备了一名助手。夜宿大车店，灯下抓虱子，每天的饭食多以白菜汤为主。羁旅思乡，但为了节约旅费，出差半年，他没有回过一次北京。环境的恶劣使他的身体机能急剧下降，险些酿成一场大病。待拖着羸弱的身子归家，衣服置盆，一壶开水浇下去，水面浮着一层虱子。
在困难当头，侯宝荣一如既往地要求入党，他觉得，现在的状况更可以践行自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信念。1961年，他夙愿终偿。
1966年，更大风暴的来临，使他的思想力和体力受到双重考验，而在有些人那里，生命力变成了暴力。他本能地厌恶这样的行为，多次要求下厂工作，带有逃逸味道的出差成为他那几年的生活常态。尽管水泥厂的工作环境艰苦，许多场合还要和工人共同劳动，体力上的付出也是必过的一关，但他享受这种在喧闹的声浪中独辟一偶，与自己的专业打交道的方式，这才是生活的原貌和旨归。
借助逃逸含蓄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和人格志向，只能是一时之逞，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终至有一天他被找去，让他明确对运动的态度：要看清形势，把自己摆进去。那段时间，正在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里面抓“特务”，他很明白，摆进去意味着或者你是，或者举报某人是。
他采取的对策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以直觉将本能的体验内化于心，看似简单，实则大道无痕，直抵生命。
（三）
混乱的日子终于过去，生活开始步入正轨。那个年代被
称为邓小平时代，有人曾评价：
邓小平最大的贡献或许在于，把人的很多本真与常识又带了回来。
本真与常识，正是侯宝荣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东西。
1983年，侯宝荣随邯郸点的搬迁，来到天津。原来的“北京水泥工业设计院”，历经十二年的雨雪风霜，组建为“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
1984年，携着改革的春风，侯宝荣走马上任，坐上了天津院院长的职位。一时间，众者谔谔，在院二十来年，侯宝荣最大的官衔不过是邯郸水泥设计所的组长。
从不见经传的组长，一跃而升为院长，中间要跨越几个级别？不能不说，这是在改革的年代里才有可能发生的事。
1984年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
2月7号，两名美国宇航员，当他们从航天飞机“挑战者”号中自由飞出后，首次成为两颗人体卫星。这一由宇航员布鲁斯·麦坎德利斯和罗伯特·L·斯图尔特创造的奇迹，是对一种可保证人类在太空中随意工作的装置的试验。麦坎德利斯首次解开系绳在太空行走了170米。
在中国，同样是为了摆脱束缚，一个充满活力的新体制正在破壳而出，５月１０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７月２０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改革干部管理体制；１０月４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并发出通知，强调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精神，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搞好计划体制的改革工作；１０月２０日 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前者是为了摆脱天体宇宙的束缚，而后者，是为了摆脱旧体制、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
束缚摆脱得太快，连侯宝荣自己都接受不了，他找到当时的院领导，表明心迹：我不适合当院长，还是搞技术吧！
院领导的回答是：班子是局党委定的，你是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
时代的浪涌把侯宝荣推到了一个无法选择的关口，从今以后，他所有的个人意义将成为天津院公共意义的一部分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做了这样的表态：干得好，我就干下去，干得不好，我回原料室。
韩非子《说林•下篇》有一段话，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 目莫如小；鼻大可小, 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 大不可小也。”
翻译成现代文意思是，桓赫说：“雕刻的原则是：鼻子不如先雕刻得大写, 眼睛不如雕刻得小些，因为鼻子刻得大了, 可以修改小些, 刻小了就不能再改大了；眼睛刻得小了,可以修改的大些, 如果刻得大了, 就不能再改小了。”
处世为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凡事要留有余地，留有后路，才能进退从容，曲伸任意。
他在原料室特意为自己留了一张办公桌，作为“铩羽而归”的“后路”。
无论何事，都要放在一个特定的逻辑结构里设定诠释限度，这样才能避免牵强附会，浮想无羁。
（四）
80年代，对于如何改革，还是一个纸上谈兵的年代，是一个学习的年代。中央确定了主题的旋律，但还需要和声、复调、曲式、配器，一个声部，一个乐器地展开，恢宏的交响乐还在路演中。
8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及列入计划中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也包括城市中的集体企业，仅停留在指令性计划的缩小、集权性计划体制的调整、赋予部分自主权等方面的改革，天津院也基本停滞在这个阶段上。如火如荼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占据了改革舞台的中央。
抛开体制上的改革不说，80年代于天津院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1984年开始的在江西万年建设日产2000吨干法线，这是第一条国产化新型干法生产线项目，其意义不言而喻，其难度可想而知。
早在70年代，国外的水泥行业就唯新型干法生产之马首是瞻，而我国还是以立窑为主，差距之大，一目了然，开发国产化新型干法线势在必行。但万事开头难，万年的生产线像一条漏洞百出的破船，既缺乏技术，又缺乏实践，设计、设备、操作，哪个方面都是一大堆的问题，自1985年起，调试了一年多，设备还是运转不了72小时。关键时刻，侯宝荣来到了万年现场。经过一周的调查研究，他认为，生产线并不具备日产2000吨的条件，故而提出，退一步进二步，先按日产1000吨生产，提高气流速度，降低物料投放量，首先要证明生产线能够生产，然后再证明可以达到设计产量。犹如医院抢救病人，先力争活命，然后再研究进食量。每天夜间，当回转窑还在运转时，他都会伴着隆隆的机器声，和岗位工人一样，检查、监测设备，不敢有丝毫大意。
事实证明侯宝荣是对的，设备安全运转了一周。
随着旋转的大窑缓慢地停下，每个人都长吁了一口气，生产线经受住了初步考验。
这档口来了砸场子的，乃日本一家公司是也，要价3千万人民币，可以让生产线按日产2000吨的设计运转。
侯宝荣坚决不同意：日本人搞成了，中国人的脸面在哪里？
放在具体场景，“脸”是生产线的形象展示；“面”来自互动中的反馈，产量达标，即有“面”，反之，则“没面”。侯宝荣要的是脸面的统一，做了多天的岗位工，和技术人员多次的探讨，出现的问题已经基本梳理清楚，他心里有底。
对2000吨生产线的改造和再次点火，局领导十分重视，组织了包括局总工程师等多名业内专家开会审查方案。事关重大，几种意见争执不下，会议一度处在僵持之中。当着局长、副局长、总工的面，侯宝荣斩钉截铁地表示：这次改造的费用，由天津院支付。如果还不达标，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引咎辞职。
一次艰难的选择，杀出一条血路，留下一段行业的史诗。
天津院的技术改造方案通过了，但考核验收时间由一次72小时，改为三次实现连续10天平均日产2000吨。
这是新中国水泥史上的一次破釜沉舟，目标不是秦王，而是第一条国产化日产2000吨干法生产线。
为了争取改造后一次调试成功，侯宝荣做了大量工作。首先，将原调试组人员由30多名，精简为12名，都是有经验有能力的技术骨干。其次，加强调查研究，分析现有问题，找出主要矛盾。大家一致认为原设计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窑尾分解炉的混合室容积太小，煤粉在混合室内停留时间太短，未能和热气流充分混合，造成燃烧不完全，在旋风筒内局部高温下，发生生料粘附、堵塞。二是旋风筒进口管道断面太大，风速过低，物料易沉积、坍料。为此将混合室加高加大，将旋风筒进口断面适当缩小。
新的调试组分工明确，对各自负责调试的机械和电气设备进行详细摸底盘查，凡是有问题的都逐一进行彻底维修更换，犹如一场严苛的扫雷行动。同时，派部分调试组人员去冀东、海螺水泥厂调查、学习操作。
水泥厂和设计院，在合同上是甲乙方的关系，实则也是“天敌”关系，生产线运行不畅，厂方说是设计问题，院方说是操作有误，其实，寸有所长，尺有所短，面对工作中不可避免的分歧、龃龉，哪一方都要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胸怀。
经过改造的生产线，在窑点火后，不到一天就达到1800吨/天，稳定生产了几天后，实现了日产2000吨的设计目标，并在三个月内实现三次10天内生产2万吨的考核目标。
原国家建材局局长王燕谋欣然命笔: “江西水泥厂新型干法生产线的建成投产是中国水泥技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水泥生产技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经历了峥嵘岁月的里程碑, 领略着宏伟叙事的新时代，中国水泥行业将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格局，这是天津院的骄傲。
从1982年的立项，到1986年通过验收，万年日产2000吨生产线的建成大约经历了四年时间，这段历史已经成为珍贵的行业记忆。
以后，三条日产2000吨生产线又走出国门，相继在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落户，为国家创收7亿多人民币。
十来年间，日产4000吨，5000吨，7000吨，8000吨，10000吨的生产线相继问世，形成了产品系列化，那是天津院有特定内涵的、进行自我展现和塑造的重要符号。
（五）
随着干法生产线的日益推广，天津院的对外交流也日益繁忙。侯宝荣很早就看出，在一个学习外来文化的时代，外语是不可或缺的。
这是一种战略眼光，说浅些，也可以称之“顺势而为”，在变革的时代，适应时代很重要，以不变应万变是不可能的。
对于国人而言，英语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反映在沧海桑田里的恩恩怨怨，也曾让各种语言经历了多次变迁。而在此时的天津院，英语回归了最原始的语义：交流的工具。
我们对待一门语言的态度，往往也是我们对待开放的态度。
院里连续开了多期的英语培训班，侯宝荣是决策者，也是规则制定者，他强调两条：一，学员一定是平时工作表现好的；二，学习期间，工资、奖金照发。
这一举措与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诉求相结合，由此涌现出了一个即有专业素养，又有外语技能的群体。
未几年，谈判桌前，其他单位的技术人员还需要翻译时，天津院的技术人员已经可以和老外直接讨价还价了。
当时，水泥界公认天津院的干法生产线设计水准最高，海外出口生产线的数量最高，培训班的学员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侯宝荣说，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一定要正确，否则，决策无从谈起。这两个方面是互为反馈的。在思维的引领下观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工作体验，形成自身意识和能动性所创造出的空间，其背后的运作机制，正是知与行的互生与合一。
一个快节奏的社会，一个不断追求先进技术的行业，增加了侯宝荣的危机感、紧迫感，他意识到，必须棋高一着，先人一手，方可站在行业的前头。
（六）
201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确定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时间表，这对天津院而言，又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关口，由事业单位转型为企业单位，这是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社会组织。其人员使用事业编制，其经费由国家事业费开支。
企业单位是以盈利为目的独立核算的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它的特点是自收自支，通过成本核算，进行盈亏配比，通过自身的盈利解决自身的人员供养，社会服务，创造财富价值。
简而言之，事业单位由国家发工资，企业单位是自己给自己发工资。
当时，天津院千余名职工，每年国家拨下来的经费，包括工资和其他的必要开支，需要近300万人民币。
改为企业，无形中增加了许多工作内容，侯宝荣没学过财务，没学过管理，更不懂如何谈判、签合同。设计费仅占项目总投资的1.5%～2%，每月发奖金，也只有几元钱而已。只靠设计，显然无法养活员工。
在新形势面前，侯宝荣确认了天津院改变的必要性，他通过搜索、比较各个选项，探求天津院可能获得的生存空间。为了使天津院不至于一下子陷入无序、无为的“茫然四顾”之中，只能用一个最便捷的工作方式，把经营、财务、开发、人事几方面暂时都由他一人统管起来。
首先，适应市场经济，不能等靠要，要自己找市场，找机会。
其次，要实行有偿服务，细化服务内容，增加收费项目。
再次，行业正处在转型升级之中，需要很多新的技术和装备，研发是长远发展的关键所在。
最后，选拔中层领导干部的原则，要正直，正派，一个单位风气的好坏在于领导。
侯宝荣说，经济转型需要精神层面的匹配，即转变人的观念，主要体现在分配方面。计划经济下，大锅饭吃惯了，收入差距拉大5%都是不得了的事，要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不可太急，也不可太强硬，有时候还要学会“和稀泥”。
当了几年院长，他对人的一点感知是，越不能干活的人，“事儿”越多，经常敲院长办公室门的，大多是这一类人，所谓的无事生非。他的办法是，能干活的多给任务，不能干的少给，以减少内耗，提高效率。
放到改革开放的恢宏进程中，这些只是历史的细节，但正像流行的一句话：“细节决定一切”，看到历史的细节，常常会倒叙回来，让我们更加理解历史的脉络和轮廓。
侯宝荣认为，事业单位企业化，提升了领导和员工的生存意识、危机意识，好处是，只要有办法增加收入，就可以自主解决过去多年无法解决的问题。
他进一步解释说，所以，企业的首要目标是盈利。在这个总目标下，制度的设计可能要涉及到每个细分制度的目标，比如治理结构制度目标在于分清权责，风控制度则是控制风险。在企业总体目标的指导下，需要一个制度系统来匹配完成。
经过了最初阶段的摸索，天津院的制度设计，在保留了原北京院的好作风和好传统的前提下，根据现代企业管理要求，人员权责清晰，业务流程明确，始终将企业目标贯彻到每一个制度中，从而形成一个制度闭环，其经济和社会效益表现在：
- 解决了员工的住房问题。而且在分配中，院领导没有搞特殊化，标准只有90多平米。
- 项目显著增加，员工的收入随之增加。
三，由天津院设计、建成的干法生产线，跨越大江南北，确立了我国水泥行业的发展方向。
1984年侯宝荣接任院长时，院全年营业收入只有二、三百万，到他离任的1995年，年收入已达8000万元，增长了约27倍。他是历届院长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位。
转换思维，就是改变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庆祝建院35周年时，天津院邀请了包括何奇伟在内的众多老领导与会，侯宝荣致辞。看到台下的老人，似乎看到几十年的坎坷路程，恍惚炫目的未来，一时间，千言万语却不知从哪开口，突来的激动致使他哽咽、语塞，台下是一片期待的眼光。他喝了一口水，平复了心情，重新开始讲话，35年的回忆一点一点地重新注入心头。
（七）
从入职北京水泥设计院的第一天算起，侯宝荣在水泥行业脚踏实地干了58年，遇到许许多多的人与事，让他受益非浅，终生难忘。
何奇伟，作为北京水泥工业设计院第一任的掌舵人，始终把握航向，尽可能地避开惊涛骇浪，使这艘大船，在滔天的巨浪中幸免于难。
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也能窥见一种人格的建构。文革中的某天，侯宝荣遇到何院长和夫人拉着一车蜂窝煤往家里送，他那时正当年，岂有不帮忙之理？但院长却一味谦让，坚辞不受。看着载着几百斤煤的车子渐渐远去，他心里难过了许久。他明白，何院长正在挨批斗，不让他帮忙，是不愿意因此事而连累到他。
到天津后，侯宝荣曾去北京到何院长家拜访，看见厕所马桶仍然是蹲坑式的，上面放着一个中间镂空的木凳，那是因为院长抗战期间腿部负伤，不能下蹲的应对措施。他说，何院长，我找院里的工人给您装一个坐式马桶吧！刚回到天津，就接到何院长的电话：马桶的问题我自己解决吧! 不麻烦院里了。
在侯宝荣心里，何院长永远是一个磊落的人，伟岸的人，他一向说真话不说假话，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不搞歪风邪气，所以，侯宝荣处理任何事情，往往用何院长的尺子衡量自己。分房子不搞特殊化；坐飞机出差，一律坐经济舱；发奖金，室主任拿员工平均奖的最高段，院长也不过是员工平均奖的1.5倍。之所以在这些“小事”上小心翼翼，是因为有一双眼睛时刻在关注、关心着他。从某种意义上说，何院长是他的启蒙老师，是他内在精神的坐标，他要像何院长那样，致力于打造一个和谐、有序、上进、公正的工作氛围和生活环境。
北京水泥院老专家朱祖培留学美国，解放后，抛却优裕的生活，回到祖国为国家建设出力，但自1957年后，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侯宝荣就任院长后，即任命朱总为总工程师，享受总工待遇，即使不坐班，奖金也和院长一样多。他是这么看待这件事的：朱老总回国后吃了那么多苦，应该得到些补偿。
侯宝荣的老伴陈婉贞，与侯宝荣是大学同班同学，也是上海人。侯宝荣担任院长后，陈工一如往常，温和而平静，待人以宽，责己以严，从不干预他的工作，似不知夫已贵为院长，这就是“禅”的化境了，虽然她并不修行。不修行而有修为，是对真善美下意识的感知，是一种灵魂的高贵，举几件小事便知这绝非“过誉之词”。三年饥馑时期，陈工在工厂劳动，每天中午替师傅买饭，师傅却抱怨给的量太少，不够吃。陈工自此每次买完饭后，都要把自己的饭匀一些放到师傅饭盒里，再端给师傅。怀孕时正赶上下乡割麦子，她一声不吭，照常下地。五十岁时视网膜黄斑性病变，按道理可以换个不太用眼的工作，不必整天对着图纸做设计了，但碍于院长夫人的身份，她还是一如既往。在她眼里，夫为院长，不是扶梯，而是约束。
她用善良，自律、内心的道德感，为我们留下最好的故事。
做一个有教养的人，远比做一个有钱人更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更为困难。
侯宝荣在任院长的11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剧烈变动的时间节点。分房、薪酬、奖金、职位、职称、管理等一系列事关个体的底层逻辑和生活潜流，反映并定格了当时的历史走向。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关系，作为院长的侯宝荣，在深刻认知形势的前提下，以踏实肯干的人格魅力，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抓住主要矛盾，以身作则地带领群众适应这个变化，学习并制定出一套制度设计与行政运作高度关联的统一体，其持续和稳定的基石还是始于日复一日的日常事务，所以，回归本真就显得异常重要。一切都在常识的认知下运行，才会有本末相顺的发展前景，单位如此，历史更是如此。侯宝荣把握了这个关键点，为天津院的长远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9年，侯宝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获得国家级表彰奖励及以上荣誉并健在的人员”身份，荣获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两个多小时的访谈时间，侯宝荣以其慧眼独具的洞见和直言不讳的谈锋，审视和记录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背后，是一个群体的悲欢离合，是一个时代的兴衰变迁。时光与机遇催生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专家学者，他们历经坎坷，芬至今犹未沬；他们励精图治，冀枝叶之峻茂。作为其中的一员，侯宝荣的一生回顾，最终汇聚成言为心声的抒怀：在党的领导下，我能够亲眼看到和参与中国水泥工业从小变大，由大变强的过程，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和满足。
